明代的宦官专权，不过是狗仗人势

有明一代，宦官专权十分严重，贯穿王朝始终。

早在正统年间，大太监王振便控制了朝政，满朝文武都尊称他为“翁父”，皇帝也叫他“先生”。

他鼓动朱祈镇亲征蒙古，屡次改变行军路线，酿成土木堡之变，使明朝由盛转衰。

成化年间，权宦汪直势盛，宫廷小丑演戏给皇帝看时，直接说：现在人们只知道有大太监汪直，不知道有皇帝。

这时，朱见深也只是尴尬地笑一笑。

汪直到地方巡视，所到之处，官员们全副戎装，到二三百里外迎接，望尘跪拜，汪直的马过了，才敢起来。

汪直住下后，他们立即像奴仆一样，趋前走后地招呼着。

连尚书这样的高官向他说事，都要先下跪，说完才叩头起来。

正德年间，人们都说有两个皇帝，一个是明武宗朱厚照，一个是“站的皇帝”刘瑾。

拜见刘瑾的大臣，都要在名片上写上官职某某“顿首拜见”，个别还写上“顶上”，意即自己趴在地上，用头顶上。或自称“门下小厮”，称刘瑾为“恩主老公公”。

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更是权势滔天，被尊为“九千九百岁”，连内阁首辅起草诏旨时，都不敢写他的名字。由于他主管东厂，诏旨都写“朕与厂臣”，这简直要和皇帝平起平坐了。

一些大臣为了攀附魏忠贤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当时已经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，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：我本来很想当您的干儿子，可惜我的胡须已经全白了，只好让我的儿子当您的干孙子了。

魏忠贤一听这话，马上赏给他儿子二百两银子和一个尚宝丞的官职。

那么，一个太监会有这样大的权力呢？这就要从朱元璋说起了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废除了宰相制度，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。这样，明朝建立起了权力空前集中的专制皇权。

朱元璋对此还不放心，为了保证朱家皇朝朱家江山世代承袭，他挖空心思想办法，一面大杀功臣宿将，铲除潜在的反对势力，一面则加强了对宦官的信任和使用。

尽管开国之初,朱元璋曾经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，规定宦官只准侍奉生活，不准读书识字、干预国家政治、和大臣交往，甚至在铁牌上刻了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”这几个大字，以示震慑。

但是，由于他不信任大臣，久而久之，就只能信任生活在宫中，没有社会地位、没有嫡亲后裔、无法与自己抗衡的宦官。

慢慢地，他自己就违背了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的禁令，派遣宦官去执行核实商税、进行茶马贸易等任务。这个时候，宦官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执行某样专项任务，权力还比较小，但却开了宦官干预国事的先例。

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后，很忌讳官员的非议和反对。因此设立由宦官掌管的东厂，对臣民进行刺探活动。

明代对宦官公开地、全面地放手使用的局面，在朱棣时代就已出现了。

除了设立东厂，为了解决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带来的庞大工作量的问题，朱棣还设立了内阁。

朱元璋、朱棣都经历过长期战斗的洗礼，有能力，有威望、有精力，深知创业守成不易，所以能勤于政事，这时的内阁只能发挥咨询顾问作用。

以后到了长于深宫、安于享乐的龙子龙孙继位时，情况便大不相同了。他们或者由于年幼，或者由于怠惰、昏庸，往往把政务推给内阁办理，有需要批答的奏章，就由内阁先把批答意见草拟好，用墨写在小纸上，贴在奏疏的封面上进呈（称为“票拟”），皇帝则参照票拟的意见，用朱笔御批（称“批红”)。这样一来，皇帝就很省事了。但后来，皇帝往往连批朱也嫌麻烦，干脆把批红交给了司礼监的宦官去办。

于是，奏疏的最终批复权落到了宦官的手里，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。

当宦官得宠时，内阁的职权便直接受到司礼监的钳制。成化年间，人们嘲讽三位内阁辅臣是纸糊的，六个尚书是泥塑的，这正是他们手中权力被宦官夺去了的生动写照。

到了明代中后期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。明武宗朱厚照酗酒，好声色之乐，刘瑾便故意在这时向他请示，朱厚照就斥责他：你是干什么的？什么事都要烦我！

于是刘瑾便得以随心所欲地假传圣旨。

明熹宗朱由校是个玩世不恭的少年天子，喜欢做木工活，魏忠贤也是趁他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向他奏事。朱由校便厌烦地说：我知道了,你们好好干！

于是魏忠贤得以为所欲为。

至高的皇权就是这样旁落到了宦官的手里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明代的宦官专权和唐代宦官专权有着本质区别。

晚唐宦官动辄废立皇帝，而明代的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。

因为他们特殊的权势和地位是皇帝的纵容、赏识的结果。

正因如此，明代宦官可以得势于一时，闹得天下鸡飞狗跳，乌烟瘴气，但他们始终只是皇帝的奴仆，命运完全操纵在皇帝手里。

皇权可以把他们抬高，也可以把他们拍翻。

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说的“一颦（皱眉头）而忧，再颦而危”，就传神地指出了皇帝一旦翻脸，一挥手，宦官就立刻从权力的顶峰上跌下来，摔得个粉身碎骨。

王振死后被抄家诛族;汪直被贬出外;刘瑾被处以凌迟;魏忠贤则在失去熹宗皇帝这个大靠山之后，仅仅三个月，便上吊而死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说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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